在《国际文化》上先后读到吴晓樵先生《施尼茨勒与中国结缘》和林德海先生《对〈施尼茨勒与中国结缘〉的补正》，相互切磋，获益匪浅。喜而拈得一题，曰“文字结缘的佳兆”。吴、林两位都关注到从文坛消失了几十年的创造社元老陶晶孙先生著译的出版以及陶先生的翻译小说集《盲目兄弟的爱》的版本问题。这很让编选《陶晶孙选集》和《陶晶孙百岁诞辰纪念集》的我们感到高兴。当去夏我看到吴晓樵在“结缘”中比较了卢正言和我关于《盲目兄弟的爱》分别著录出版时间为1930年4月和1929年12月，提出了“不知孰是”的疑问之后，我曾通过报社给吴晓樵一信，说明我是从上海图书馆查到《盲目兄弟的爱》1929年12月由上海（丁按，应是厦门，是我写错）世界文艺书社出版而著录，并且把它的封面拍摄下来印入《陶晶孙选集》作为书影。后来，我又请友人卢正言从上海师范大学藏书再依次复核。不久，因他生病住院没有复核，直到今年1月17日他才去上师大图书馆复核，并把该馆收藏的《盲目兄弟的爱》封面和两页版权页的复印件寄我，还写信说明这是他几十年从事图书目录学和现代文学版本学研究第一次碰到，一本书有两种不同的版权页订在一起的书。一种为1929年12月10日厦门中山路世界文艺书社总发行，表明“版税所有”的版权页；另一种为1930年4月20日世界文艺书社发行的版权页，署有“上海横滨路三九”和“厦门中山路口”的两处地址，还印有“版权所有”、书名和作者陶晶孙。两种版权页，都印有相同的定价和1000本的印数。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几年之前我编选《陶晶孙选集》时在上海图书馆找到的陶译《盲目兄弟的爱》，印有1929年12月厦门（我错作“上海”）世界文艺书社的版权页，（吴文笔误或印误成“世界文艺出版社”，林文以为是我误书）。而林文见到的可能是印有1930年4月出版的版本书。实则印有两种不同版权页的《盲目兄弟的爱》是同一本书。但是，为什么同一本《盲目兄弟的爱》却会印有两种不同出版时间的版权页。这一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1929年1月陶晶孙回到阔别近23年的祖国，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老朋友郁达夫、郑伯奇等相聚。经郁达夫介绍会见鲁迅，又将郁与夏莱蒂合编的《大众文艺》让给陶晶孙接编，还为陶介绍出版《盲目兄弟的爱》（陶在1929年10月2日日记中作《盲目兄弟之爱》，这些都是1929年的事。1929年12月厦门的世界文艺书社出版后，可能发行不够理想，以后就另行换上1930年4月的版权页。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假设，试图解释一本书有两种不同的时间的版权页的疑问。
不知朋友们以为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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